金开1号为期三年，于2011年2月1日由中诚信托发起，共募集资金30.3亿元。
这个实际上是说市场也有局限。但是我们看到其它结构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说消费占GDP的比值下降等。
这样就导致了我们走不一样的市场化道路，就导致了今天的经济增长的结果。这是一个方面，现在到底能不能真正发生改变，我们有待观察。完了以后结果是什么？ 第一是地方政府很积极的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就有点像裁判员直接下场自己踢球去了，这对球员来说是不公平的。经济学家分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保体系不好，收入分配不平等，城市化不够等等。显然这一个国家资本主义下的政策性扭曲。
背后的动机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对于地方长官来说，经济增长是他升迁的重要指标。到理很简单，我们中国的经济可能存在一个二悖论，调结构，保增长，每一次的次序放得不一样。可以预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引领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将会有更好更快的发展。
财新《中国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究竟对推动中国经济整体改革和发展有何裨益？ 张卓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在这个环境决定经济的时代，经济改革与发展难道可以与环境治理相分离吗？可以说，这五大领域中，每个领域的改革都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关联，都离不开其他领域改革的保障和配合。市值13.71万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51.4%。就是说，政府同时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的问题。
到2012年，我国已有2494个境内上市公司，股票市值达23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3%，股票有效账户数14046万户。我体会，这次三中全会有关决定正是根据上述情况作出的。
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经济界，总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所以对市场作用的提法做这样的替代，我认为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些中央部门则热衷于维持审批体制，追求部门利益，有些官员甚至搞权钱交易，违法牟取私利。所以，当时规定国有企业利润不上缴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市发改委2013年7月底还发布了关于引进社会资本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建设方案，以轨道交通、城市道路、综合交通枢纽、污水处理、固废处置和镇域供热等6个领域为试点，拟推出126个项目，总投资3380亿元，引进社会资本1300亿元，其中有不少也是实行共同投资的。例如，对公益性资本运营公司，就不能以资本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着重在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可以实现国有制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使国有制找到了能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
当时为什么把体改办撤了，和国家计委合并组成国家发改委，是因为有一些垄断行业改革方案由国家计委提出并被采纳，从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这一点出发，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职能并在一起，成立了国家发改委。比如北京市国有首创集团和香港地铁公司共同投资建成北京市地铁4号线，总投资150多亿元，引资46亿元，就是一个抢眼的例子。
统计数字还表明，2010、2011、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分别为4.9%、5.4%、4.6%，股份制企业分别为6.6%、8.4%、7.6%，说明混合 所有制经济效益较高。其中，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各个市场竞争主体，在公平的舞台上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效率。
财新《中国改革》：你对土地制度改革有何建议？ 张卓元：土地流转的问题比较复杂。放纵企业排污，污染人居环境。事实上，中国改革推进到现在，已经不能、也无法再单兵突进了，而只能相互协同、互为奥援。这在当前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国出现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源于国有企业改革，源于寻找国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源于现阶段实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今后，需要很好界定国有资本的职能。
为鼓励本地区高耗能产品生产的发展，不顾国家禁令实行优惠电价或税收，导致本已过剩的落后产能加剧过剩。这些，都需要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完善。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实施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的政策，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大量上市，大大促进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同时，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也不健全。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企业利润留给企业显然已不合适。
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这一次中央下了决心，成立高层次专门机构，就是要坚决推动改革措施逐一落实，并加强监督检查。经济体制改革也与社会保障制度密不可分。当然，对中国而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毕竟是一种新事物，在实践中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索。这几年，不少人认为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偏低，希望能达到国际上国有企业平均分红比例30%的水平。
张卓元曾全程参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三个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5万亿元）的比例达到61.3%。
相对于前两份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有何重大突破？针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张卓元回答说，与此前两个《决定》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为重大的突破就是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提升为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今后，要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决定》中一个引人关注的提法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这是我们对市场化改革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结果，也是实践中完善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我想在制定标准上相关部门已经有共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网络型自然垄断的会进入负面清单，但市场竞争的部分还是会交给市场。这次决定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用和意义的论断，是我们党以往有关论断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和认识进一步深化的成果。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和其他民间资本在企业（公司）内部实现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公平受益，所以对民间资本也是有利的。
财新《中国改革》：《决定》在上述提法的后面紧跟着要求，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如何理解这三性？ 张卓元：这个《决定》与以前那两个《决定》最大的不同是，前两个《决定》只是围绕建立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制定改革方案，着眼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此轮改革明确为全面深化改革，即围绕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全面部署和推动改革。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公布后，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请他就《决定》中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主要内容作了阐释和解读。经过三年试运行，2011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将5个中央部门（单位）和2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同时适当提高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材料，从1999年到2011年，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全国税收的贡献率是逐年提高的，1999年占11.68%，2005年占36.57%，2011年占48.52%。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